中国足球的“外交溃败”

中国足球不仅内部烂了，对外关系工作也崩溃了。

来源：凤凰网体育特约作者|马德兴（体育周刊副主编）

中国足球的整体崩溃还体现在中国足协在亚足联的地位上。

亚洲杯首场小组赛，中国男足0-0战平塔吉克斯坦。这个惨淡开局奠定了国足本次杯赛的走势。但假设第80分钟沙特裁判没有吹掉朱辰杰的进球，至少会有一线曙光。

这个判罚在亚足联内部争议很大，是一个可以吹也可以不吹的球。裁判对规则如此一丝不苟，世界上很少见。国足踢得好不好，和裁判是否公正，恐怕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记者可以将此解读为：国足正在为中国足球一系列场外因素引发的连锁反应“还债”。

可以这么说，中国足球现在在亚足联已经没有“朋友”了。

或许我们还没有意识到：本届亚足联执委会除了25名执委会委员外，还有亚足联所属五个地区足协各一名代表（注：各地区足协代表只有权）参加会议。（无投票权），这30人参加的亚足联执行委员会是亚足联的最高讨论和决策机构。这30人来自30个不同的会员协会（亚足联共有47个会员协会），但这里没有中国代表。

一、中国的“足球外交”一年前就埋下了祸根

将时钟拨回2023 年2 月1 日。

亚足联在巴林召开第33届会员代表大会并举行换届选举。亚足联主席、副主席、国际足联亚洲区副主席、国际足联理事会成员、亚足联执行委员会成员等职位均被“洗牌”。

陷入动荡的中国足协派出近10人的代表团出席会议，参加“国际足联理事会主任”职位的选举。结果，中国足协代表杜兆才在七名候选人中得票最少，未能当选。

众所周知，这次失败是中国足协对“足球外交”工作的严重误解造成的。

此前，亚足联章程规定，一个人可以同时申请至少两个职位，即可以报名“国际足联理事会主任”、“亚足联大区副主席”或“亚足联大区副主席”。不过，此次亚足联在《竞选条例》中明确规定，一名候选人只能竞选一个职位，避免出现上一周期一人当选两个职位的情况，造成“均匀”。执行委员会25 名成员中的“第—— 号”

亚足联执行委员会对重大事项进行表决时采用简单多数。当票数为偶数时，平局的可能性很高。因此，规则将被修改。

这就需要国家或地区足协在推荐候选人时综合评估情况。理论上，任何成功当选亚足联五个大区“国际足联主席”或“副主席”的人，都将自动成为亚足联执行委员会成员；但如果选举不成功，亚足联执委会的席位将被丧失。

由于中国在2022年5月临时宣布放弃2023年亚洲杯主办权，这让中国足协和中国足球的声誉跌至历史低点。在这种情况下，竞选“国际足联理事会成员”对于中国足球来说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因为当我竞选这个职位时，我想为未来申办2030年或2034年世界杯保留一些希望和便利。但放弃亚洲杯，等于告诉外界，中国没有机会申办2030年或2034年世界杯。再说了，他不知道自己能否当选国际足联主席吗？

当时正确的判断应该是：中国足球首先需要“保住”亚冠话语权。

如果当时他只竞选亚足联执委，成功率就非常高了。但竞选国际足联主席的成功率几乎为零。如果中国足球失去在25人的亚足联执委会中的席位。也就是说，当亚洲足坛做出重大决策的时候，中国足协已经没有人可以在会上发言了！这意味着什么？

遗憾的是，中国足协在竞选策略上犯了“大错误”。错误的代价是：在这四年的周期里，亚足联做出任何决定的时候，根本不会让你“玩”中国足球，中国足球只会“听着喝着”。

选举失败几个月后，当杜兆才、陈戌源领导的中国足协领导层曝光并在国内足坛反腐运动中被淘汰时，站在亚足联和亚足联的角度，他们是否会“害怕”？国际足联？

更尴尬的是，亚足联执委会选举后，其会员协会推荐的人被允许担任亚足联下属各个专业委员会的委员。中国足协推荐的很多人，现在都深度参与反腐败。案件……

比如，原中超联赛主席刘军就被中国足协推荐出任新一届亚足联裁判委员会委员。新的裁军委员会成立以来已召开多次会议。刘军在被调查之前，因无法出境而缺席所有会议。那么，关于裁判事宜，中国足球能否及时了解和掌握相关重要信息？

而且，即使刘军没有被调查，他之前的工作主要是俱乐部管理和联赛管理，与裁判职业无关的工作。他怎么可能在亚洲裁判界有“人脉”？看看新一届亚足联解散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他们都是裁判。乌兹别克斯坦队的伊尔马托夫和日本队的山岸幸子均被亚足联评选为最佳裁判。业务能力毋庸置疑。

这样的两极对立或许反映了中国足球裁判的整体状况。另一方面，亚足联会不会觉得中国足协的事情太幼稚了？

新任中国足协主席宋凯上任后，已主动拜会亚足联主席萨勒曼和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他的外交工作注定是十分艰巨的。萨勒曼自2013年正式出任亚足联主席以来，已经担任这个职位12年多了。这12年里，中国足协换了多少位领导？从张健到蔡振华，到杜兆才，到陈戌源，再到现在的宋凯。从萨勒曼的角度来看，他的心里一定有一个“嘀咕”：新的宋先生将担任中国足协主席多少年？

中国足球目前的现实决定了各级亚足联不可能对中国足球有好印象。自然，在做出一些可左可右的决定时，他们不会在情感上倾向于中国队。更重要的是，这种“大环境、大氛围”不仅仅局限于足球本身。

2、“足球外交”取得成功

我们常说“弱国无外交”。也有人不断提出这样的观点：“如果水平和能力都不好，靠‘外交’有什么用呢？”这恰恰是对“足球外交”最大的误解。

中国要发展，当然离不开自身的努力，但也需要争取一个相对和平、宽松、公平的国际环境。足球也是如此。

也许没有多少人记得20世纪90年代初时任中国足协副主席、亚足联副主席徐放与已故亚足联前秘书长维拉潘发生口角的一幕。

当时，中国国家队与辽宁队赴泰国比赛，被指与赌博集团有染、参与假球。维拉潘甚至公开点名两支中国队，引起轩然大波。后来，正是徐放的争辩迫使维拉潘收回了自己的言论并为此道歉。

如今，中国足球面临着各种不利于中国足球整体形象的国际舆论，但根本没有反映出来。

例如。两年前，世界职业足球运动员协会曾发布公开文件，要求全球职业球员谨慎对待中国足球俱乐部的邀请，因为中国俱乐部屡次出现“拖欠工资”的情况。除中国外，沙特阿拉伯等多个亚洲国家也榜上有名。

中国俱乐部拖欠工资的情况确实存在，但在同样的情况下，针对世界职业足球运动员协会的声明，沙特足协、沙特职业联赛委员会等相继发表声明反驳世界职业足球运动员协会的说法。协会发表声明并谴责协会。该声明“严重损害了沙特足球的形象”，并保留采取法律行动的权利。而中国足协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比较有经验的国内粉丝总会想到“龙哥”——张吉龙。

1996年9月下旬，徐放因病去世，这是中国足球外交战线上的重大损失。中国足协短暂进入亚足联“真空期”。中国足协当即推荐张吉龙取代许放征战亚冠，但毕竟张吉龙此前更多只是扮演翻译角色，最初缺乏应对各种情况的经验。

这段“真空期”给中国足球带来了明显的负面影响。最典型的例子是1996年底阿联酋亚洲杯期间，亚足联执行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2000年亚洲杯的举办地。当时，中国足协已经提交了申请，其直接竞争对手是黎巴嫩。结果，中国在16票中以2比14惨败给黎巴嫩。

这次失败让中国足协进一步认识到“足球外交”的重要性。张吉龙后来努力进入亚足联执行委员会，并成功当选为亚足联副主席。张吉龙还当选为国际足联妇女委员会委员。张吉龙果然不负众望。四年后，2000年黎巴嫩亚洲杯期间，他不仅帮助中国获得了2004年亚洲杯的主办权，还以10-6击败泰国，赢得了主办权。此前，他还只身前往苏黎世，帮助中国赢得了2003年女足世界杯的主办权。

作为亲历者，记者非常清楚中国是如何获得这两大赛事的主办权的。本来，国际足联应该在2000年8月投票选择2003年女足世界杯的举办地，而澳大利亚当时是热门候选国。但张吉龙成功游说国际足联将决定推迟至同年10月底。

如果在8月份进行投票，中国足协将没有时间完成申办所需的各种程序。 10月下旬的苏黎世会议期间，国际足联女足委员会委员张吉龙重点游说另一位来自亚洲的印度代表。此人是印度前内阁部长。张吉龙采取了先发制人的策略，希望他在执行委员会开始后首先发言，并且他在这个时候强调“亚洲牌”，强调世界杯回归亚洲的好处，而不是让中国主办的好处。

在国际会议上，首先发言通常会给你带来优势。毕竟，每个人都要给对方面子。一个人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之后，如果还有一两个人附和他的观点，事情基本上就变得清楚了。在说服印度委员后，张吉龙再次打出“第三世界牌”，并在印度代表发言后说服非洲和拉美国家代表表示同意。

相反，由于澳大利亚没有人担任国际足联女足委员会成员，澳大利亚之前无法进行游说。因此，经过近两个半小时的会议，当挪威主席提议进行表决时，与会代表一致同意将中国列为向国际足联执行委员会推荐主办2003年女足世界杯的唯一候选国。

至于申办2004年亚洲杯，则是张吉龙就任亚足联副主席后反复权衡的结果。自1996年底泰国在2000年亚洲杯的投票过程中带领东南亚执委会成员支持西亚以来，一直有传言称西亚将在这次申办中集体“回报”泰国，即申办权。获得2004年亚洲杯主办权。泰国。但最终的结果却出人意料：西亚代表没有一个投票给泰国！

其中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西亚代表在2000年3月和4月首先提出了亚洲杯“扩军计划”。在这个问题上，竞赛委员会首先拥有投票权。竞赛委员会通过后才能提交亚足联执行委员会。只有经过深思熟虑、批准后，才能最终成为现实。作为亚足联竞赛委员会主席，张吉龙自4月份以来一直通过电话不断与西亚进行沟通和谈判。这无疑是一个拉选票的好机会。

主办权投票当天上午，亚足联竞赛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将2004年亚洲杯参赛球队从12支扩大到16支，满足了西亚提出的“扩容”要求。在随后举行的亚足联执委会会议上，中国队以10比6击败泰国队，获得2004年亚洲杯的主办权。其中，西亚代表全部投票给中国。

2001年十强赛，中国队取得历史性的好平局，避开了沙特和伊朗。

记者现场了解了整个过程。抽签前两天，时任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从韩国赶赴曼谷出席抽签仪式。但布拉特一下飞机就向时任亚足联秘书长维拉潘表示，他认为抽签的“原则”不合理，要求亚足联考虑重新调整。

当时的小组抽签并不是以FIFA排名作为现在的唯一依据。当时制定的原则是基于“过去两届世界杯预赛的成绩和最近三届亚洲杯的成绩”。按照这个原则，阿联酋和沙特阿拉伯成为一线球队，伊朗和中国成为二线球队。这意味着抽签尚未开始，中国队已经彻底避开了伊朗队；另一支夺冠热门沙特队与中国队同组的概率只有50%。

不过，如果布拉特根据“过去两届世预赛和过去两届亚洲杯的成绩”临时提出，伊朗队和沙特队将成为一线队，中国队和阿联酋队将成为一线队。一线队。是二线球队。这意味着中国队将不可避免地遭遇十强赛中的沙特队或伊朗队之一。

作为亚足联副主席，张吉龙显然非常清楚其中的强强关系，他也明白抽签原则的改变对于中国队意味着什么。于是，张吉龙奋力辩解，游说亚足联官员。但张吉龙的巧妙之处在于，他没有强调中国队本身，而是强调：“抽签原则是亚足联执行委员会的集体决定。如果布拉特要求调整抽签原则，那就是”相当于推翻亚足联执委会。”最终，抽签前一天晚上，亚足联仍然坚持原来的原则，没有听取布拉特的意见，而这就是中国队随后小组抽签的结果。

2001年6月1日晚，记者从彩票网站发回国内的报道，标题是《上帝是张吉龙！》 ”，虽然文笔和措辞有些夸张，但确实是记者在现场亲身感受到了我们足球外事工作人员在幕后付出的巨大努力。

那些年张吉龙外出参加足球外事活动，基本上都是一个人，“连包都没有人拎”。他基本上是一个人走的。偶尔会有足协的外事官员跟随，但这也是因为他要参加相关活动。与近几年不同的是，足协领导出席外事活动时，前后至少有五六人“服务”，只能依靠随行翻译与同事交流。

张吉龙本可以在中国足球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2012年，张吉龙以亚足联第一副主席的身份担任亚足联主席（哈曼主席受到国际足联处罚）。 2013年亚足联召开特别代表大会正式选举新主席时，张吉龙可以参加选举。但由于缺乏国内相关方面的支持，张吉龙只能放弃。此后，中国足球的“内耗”让足球外交“边缘化”，张吉龙本人也被“边缘化”。

3.中国亚冠“已无一人”

记者还记得，2001年中国男足征战十强时，不仅有张吉龙，很多领导职务上都有中国官员在场，其中包括亚足联裁军委员会副主席。这对中国男足起到了“保护”作用。

外人或许很难理解记者的感受和经历，因为20多年来，记者们一直往返于中国和吉隆坡亚足联总部之间。所谓“足球外事”、“足球外交”，除了亚足联工作官员参与决策外，还有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亚足联总部工作人员的日常工作秘书处。

在中国足球最好的时代，每当记者去亚足联总部采访时，总能看到很多中国人在亚足联秘书处工作，最多的时候有近10人。因此，各种信息也可以源源不断地流动。但现在去亚足联总部，虽然偶尔还能看到他们，但也只有两三个了。

疫情发生后，亚足联总部秘书处的韩国人人数有所增加。这可能与负责亚洲竞赛事务的副秘书长是韩国人有很大关系。差不多20年前，副秘书长还只是秘书处竞赛部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员，如今终于熬过来了。因此，即使韩国足协主席郑梦圭连续两次竞选国际足联理事会理事失利，似乎也没有影响韩国在亚洲足坛的地位。

韩国队也有成绩作为支撑，各级球队都“不错”。然而，谁能说韩国足球这些年的发展与韩国自身的“足球外交”无关。

“外交无小事”对于中国足球来说其实也是同样的道理。